党外知识分子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要实现新时期总目标，就必须大力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是对知识分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的科学概括。综合国力，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等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力量的辩证统一。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就是要尽快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综合国力，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都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特殊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12月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局”。这是对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在两个文明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一)党外知识分子在物质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在构成综合国力诸因素中，经济实力大小是体现综合国力强弱的决定因素，即矛盾主要方面，也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发展是硬道理。我国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关键是加快经济发展，促使物质文明建设不断上新台阶。所谓物质文明，就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它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新时期，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抓住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迎接它的挑战，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1）加快物质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和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扭住不放”，并告诫全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9404亿元，与解放初期1952年的679亿元和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3624亿元相比，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了33.8倍和6.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现行汇率折算超过800美元，标志着中国整体上摘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帽子，进人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上海、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因此，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成员的共同愿望，是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党外知识分子从实践中切身体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惟一正确的路线，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和单位，在各自岗位上，都能自觉地贯彻这条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但多次组团到东部地区调研考察，对发挥东部地区优势、加快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献谋出策，而且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他们又组团分头到西部地区各省、区调研考察，穿沙寻绿，披荆斩棘，为有效地开发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做出重要贡献。因此，要理解贯彻好党的基本路线，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离不开和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党外知识分子在各个岗位上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作用的发挥。

(2)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要加快物质文明建设，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关键是要发展科技和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使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更大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放大和倍增作用越来越突出，显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4年初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中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强调“没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论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渗透到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之中，并能协调各生产力要素的功能，形成优化的系统功能，从而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当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迅速地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发展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强调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不但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规律，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科学技术的理论，并具有在实践中应用这些理论的技能，因而在他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过程中，能够应用新技术，发明新设备，采用新工艺，促进各类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以新技术改造旧产业、淘汰旧企业，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也没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要抢占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就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我国，要依靠科技发展社会生产力，更要依靠知识分子。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发展科学技术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指出：“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我国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很大的进步，也搞出好多高科技成果。“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里迅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不但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多次成功地发射了各类卫星，成功地发射了宇宙飞船，开展对南极、北极的科学考察及太平洋一些海域的科学勘测，包括人类基因的生命科学研究已有重大突破，而且在经济部门和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造，有些采用高新技术，使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我国将集中力量在动植物基因、信息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材料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生态科学、数学、凝聚态物理和地球科学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并在一些国际合作的科学领域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断提高高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这些科研成就的取得和各学科的继续攻关，都是离不开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的。

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因此，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虽然主要指自然科学，但并非特指自然科学，它也应该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党和政府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中，关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被邀参加咨询和论证的专家中，既有自然科学的专家，也有社会科学的专家，这既能调动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又能使重大决策得到充分论证，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实践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工程的论证与实施中，在重大科研课题的攻关中，建立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盟，是实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并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3)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指出：“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再一次证明，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知识经济这条必由之路，和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是一致的。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储存、输送与使用之上的经济形态。也就是说，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的经济。它具有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和经济决策知识化等特点。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比较发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他们声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我国虽然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但是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时代特征，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等等。这些特征，形成我国当前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它决定我国不能很快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但是又不能不逐步朝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方向迈进，否则，就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振兴。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地球在变小”，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加入WT0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统一的，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与国际接轨，这些都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我们的极大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机遇。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我们的出路在于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根本转变到更多地依赖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轨道上来。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要求我们要善于抓住机遇，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在90年代初再次强调，“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业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为我国逐步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指出了方向。要加大发展科技教育的投入，要发展科学技术，要兴办高新科技工业园和知识经济产业，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障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要促进经济决策的知识化、科学化，要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依靠掌握知识最多的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经济部门或企业，党外知识分子人数占有更高的比例，专业技术人才比较集中。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党外知识分子也会更多，这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向知识经济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党外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

(二)党外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要加快物质文明建设，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他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又提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主观世界、发展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方面的精神成果，它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它的基本内容大体可以分为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方面。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不但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章论述的知识分子是“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等重要作用，理所当然地也是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由于党外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在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体育卫生界等各界别，因此党外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这些作用显得更加突出。

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比较集中在各个大专院校、中小学和科研机构，他们是培育“四有”公民和传播先进思想的重要力量。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培养"四有"公民历史重任的重要承担者，对精神文明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与接班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发展教育和科学，培养同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包括对各类人才的继续教育和对青少年的学历教育，都要靠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才能完成。唐代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这里的传道，在当代应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品质两方面的知识。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才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使被教育者既学会怎样做人，又学会怎样做事。无论是德育、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师，还是自然科学学科的教师，都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把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传授给被教育者，并善于以各种形式对被教育者做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相长。被教育者“四有”素质的高低，与学校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教育作为培养各类人才的战线，是综合国力诸要素形成并强化的基础，是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大影响的环节。在各类高校、中小学校和干部学校，职业学校任教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千方百计运用现代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

党外知识分子对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也是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江泽民同志指出：“科教兴国，全社会都要参与，科学家和教育家更应奋勇当先，在全社会带头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除了在学校对学生、学员进行“四有”教育，还要在全社会围绕培养“四有”公民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一是要把“四有”教育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结合起来，使“四有”教育更具有时代特征。二是要把“四有”教育同实现我国宏伟目标结合起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十五大提出的是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也一定能实现。宣传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使公民坚定信念，同心同德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全民族科学素质提高的重要体现。三是要把“四有”教育同传播科学思想结合起来。我国历史上虽然有四大发明的伟大成果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但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来却积贫积弱，科学技术落后，受尽西方列强的欺凌和耻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现在，尽管我们科学技术发展逐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仍不足，“法轮功”邪教会使众多的人上当，迷信行为在一些地区或单位仍很盛行，都是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必须弘扬科学精神，继承我国历代的优秀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使全社会养成尊重科学、学习科学的风气。四是要把“四有”教育和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开展“企业文化”以及创办文明单位等各种群众性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寓于各种群众性活动之中。五是组织“智力扶贫”、“智力支边”、“医疗服务”等活动。各民主党派都主动组织本党派成员，到贫困地区、边疆地区、灾区进行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等活动。这些工作和活动，是工作在各界别的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都积极参与的，它们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全民族素质，都有重要促进作用。

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对于普及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也有重要的贡献。精神产品，既有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也有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思维科学等各方面的著作。这些精神产品，既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精神产品，既反映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规律性，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们是知识分子在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对国内外有关领域发展现状和经验的理论概括，是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和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些精神产品，有不少是党外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

(三)提高两个文明建设的管理水平，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

管理是生产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科学化水平不高。要尽快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有效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必须努力提高对各个领域的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这已是全社会的共识。党外知识分子，除了从事两个文明建设的专业技术人才之外，还有不少的管理人才。同时，随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德才兼备的党外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直接参与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和领导活动，还有不少党外知识分子对管理问题建言献策。因此，提高两个文明建设的管理水平和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作用直接相关。

斯大林在30年代曾指出，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在这里，斯大林十分重视“掌握技术的人才”，相信有这样的人才，就“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斯大林所强调的要“特别注意干部”和“掌握技术的人才”，一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各部门、各单位中，无论他们是从事物质文明建设，还是从事精神文明建设，无论他们是专业技术人才，还是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者，都能对本部门、本单位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前景起着关键性作用。

对知识分子在管理与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列宁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指出，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他甚至强调，没有这些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列宁这些思想，对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肯定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管理不但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科学管理对于强化综合国力诸要素以及协调这些要素的关系，使之形成优化的系统功能，进而提高综合国力，有着重大的作用。领导者在带领和引导下属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奋斗的行为过程中，必须实施科学领导，保证管理的有效性。领导者要在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行为过程中，把先进的管理科学理论、领导方法与管理手段，应用于领导实践的全过程；要协调内外各种关系，化解或钝化诸种矛盾；要以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定的文化、精神和共同价值观，作为凝聚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更好调动和激励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向心力，要把本部门、本单位现有的人、财、物诸要素优化地结合起来，提高效能，发挥出更好的整体功能；要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使本部门，本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自身机体活力和提高竞争力，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管理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真理性。物质文明建设是这样，精神文明建设也是这样。从事两个文明建设各领域管理工作的领导者，包括党外知识分子，都在探索现代管理的路子，努力提高管理有效性，更好发挥自己在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的领导作用。

党外知识分子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政权建设问题是关系一个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就必须加强政权建设。党外知识分子不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而且在政权建设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知识分子在参与决策中的作用

政权是政治上的统治权，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这里，已明确把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之一，即是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依靠力量。

要搞好政权建设就要解决干部问题。培养和选拔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保证。党历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在国家政权中配备党外干部、同党外人士搞好合作共事，看做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权机关中，一直都有一批党外知识分子参与领导工作。在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历史新时期，有更多的党外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至1999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的政府领导班子，已全部配备了党外干部。全国省直厅(局)级领导干部有164名，其中监察系统党外干部配备情况比较好。全国地(市、州、盟)政府领导班子中有党外干部217名，全国三分之二的县级政府领导班子中有党外干部1874名。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级或县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班子中，已全部配备有党外干部。全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共有9000多人。之所以有这样多的党外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实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必须主动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商国是，并举荐德才兼备的党外人士，经过一定的程序安排到各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并且规定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中，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这是实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为了发挥好党派的参政党职能，提高参政水平，也力求把德才素质较好的成员，推荐到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被各党派推荐的人选，几乎都是党外知识分子。二是中共关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新时期具体化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对党外干部的提拔使用，既不降低标准，又不求全责备，大胆地放手使用符合“四化”标准的党外干部，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三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客观上要求必须都是知识分子，这是领导实现总目标过程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问题。这都为更多党外知识分子到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提供了机遇。

由于领导干部中基本上是党内外知识分子，他们合作共事，有责有权，共同参加决策，在参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能使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专长的人充分发表不同意见，使参与决策的领导者尤其是党政第一把手能认真听取党外干部的不同意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使决策过程能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这样，就能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和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领导者在领导下属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做好本职工作的领导行为过程中，把科学行为和政治行为统一起来，保证重大决策正确的制定及其实行，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问题，也是提高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和工作效能，加强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各级人大代表中的党外知识分子，能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法》第二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都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见，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他们不但是参政议政，而且是当政的，是能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

各级人民代表一方面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另一方面能依法行使各种权力。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能参加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审议列入大会议程的各项议程和报告；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有权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包括对大会依法提出的本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领导人员的人选、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人选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都可以提出意见，并对候选人既可投赞成票，也可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还可以另选他人；在审议议案或报告时，代表可以向本缀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或依法提出质询案；有权依法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人员提出罢免案；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各方面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有权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可以投赞成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在大会闭会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对本级或下级国家机关或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非经本级人代会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等等。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党外人士大约占2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他们是各方面的人才。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代表的作用，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和选区人民的联系，对于依法运用好人民代表的审议权、选举权、质询权、罢免权、表决权、视察权以及提出议案权等等权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都有助于加强国家政权建设。

廉政建设是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息；这是政权建设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反腐保廉，是党和党外人士都十分关心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它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一些党外知识分子中的知名人士，都曾向中共各代领导人当面或书面坦诚提出反腐保廉的问题以及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和政府加大反腐保廉的力度、进一步健全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三)党外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政治体制文明的表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建设，是“两手抓”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民主法制建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竞争的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的经济。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要真正平等、公平、依法地竞争，要规范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行为，就既需要扩大民主，又需要加强法制。因此，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因此，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等统一起来。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要求民主的传统。民主和科学，曾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把扩大民主与健全法制统一起来方面，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我国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民主措施与法律的正确实施，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各级各届政协委员的提案，有关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议案或提案，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其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在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过程中，中共除了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或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讨论之外，还遵循法定程序，选拔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知识分子担任各级人大、政协和政府、司法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还受聘为人大的立法顾问，或担任政府、司法、教育等机关或部门的监督员、检察员、审计员或督导员，参加这些机关或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他们的不少批评与建议，都被有关领导机关采纳。这些制度和措施，对于调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立论的积极性，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党外知识分子在促进我国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因而都有不稳定因素，只是不稳定因素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及其对社会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稳定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我们党和政府十分注意在改革并放过程中，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我国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项具体任务。由于党外知识分手自身具有的特殊优势，在这方面也能起着重要作用。

党外知识分子不少人处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第一线，他们能否教书育人，能否把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引导好，对青年学生的德才素质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些学术造诣深、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更是如此。党外知识分子切身体会到维护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们身体力行地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在社会出现不稳定事件时，他们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做好有关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实现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党外知识分子分布在我国各个社会领域，从事各个领域的两个文明建设和管理工作，参与制定或执行重大决策，对能否正确制定和执行重大决策，影响很大。人民政协是最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实行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被称为“人才库”、“智囊团”的各级政协组织，是党外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机构，各类人才济济一堂。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过程中，对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重大项目、教育与科技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治安、社会保险等等关系全局性或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及其决策，政协委员中党外知识分子提出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意见或建议，对于避免党和政府重大决策失误、增强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揭露西方国家一些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党外知识分子由于不少人是学科带头人、专家学者，也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接触国外人员和资料较多，既有条件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做出贡献，又能了解一些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并给予揭露和驳斥，维护国家的安全。

党外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特殊优势，在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我国长治久安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重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党外知识分子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

党外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大，社会活动能力强，国内外社会联系比较广。不少党外知识分子，由于有亲属、朋友、师生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居住，或者自己在港澳台地区或国外生活、工作以及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他们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即“三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移居外国的“新移民”，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三胞”中的代表人物或年轻一代，几乎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各种形式的联系，对团结“三胞”和新移民的统战工作起着桥梁作用。他们不但能穿针引线，介绍一批批港商、台商和海外侨胞以及包括外籍华人在内的外商到国内各地投资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资金，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能有效地向海外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孙中山先生曾说：“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坚强意志。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为了解决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解决国共两党内战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以往的经验，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即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祖国大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统一的最佳方式，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所在，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的一致拥护，也获得港澳台地区同胞和海外华侨、外国友人的称赞。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在1997年7月1日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也于1999年12月20日成立，事实充分说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理论上是重大的创新，在实践中是行得通的，因而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我们要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充分调动和发挥统一战线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广泛团结和联合大陆同胞、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台独"、反对分裂，促进祖国早日完成统一。

无论是在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过程中，还是在反对“台独”势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过程中，党外知识分子都能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献策出力。无论是民主党派成员还是无党派人土，都坚决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发挥各自的优势，把党和国家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向“三胞”作了有效的宣传，起着很重要的桥梁作用。现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为响应江泽民同志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推动海峡两岸政治谈判，经贸合作和直接“三通”，到各沿海省市进行考察和调研，参加有关两岸关系和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学术交流，努力增进两岸人民的互相沟通与理解，求同存异，长同消异，反“台独”，促统一，为祖国完全统一多做实事。

总之，从新时期统一战线发挥法宝作用离不开党外知识分子到党外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中、政权建设中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大作用，我们清楚看到，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关系到统一战线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总目标的实现。这也有力地说明，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各民主党派的主力军和代表人物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新时期都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它们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为了有效地组织本党派的成员遵守宪法和按照本党派章程进行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服务，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不断提高参政党的素质和水平，扩大本党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有知识面比较广博、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德才兼备的党外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者。因此，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并且不少人是高级知识分子，过去老一辈领导人是这样，现在新的领导人更是这样。

不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民主党派的成员多数也是知识分子。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各民主党派50万成员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各党派各级组织的骨干。这就是说，民主党派的主力军和代表人物都是知识分子。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一是从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原则看，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少党派是在知识界中产生和发展的；在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都坚持三个为主的原则，即坚持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有一定代表性为主的原则。坚持这三个为主的发展原则，既使各民主党派能保持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又必然使其发展的成员中多数人是知识分子。二是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范围看，尽管各有不同，但是主要成员来自各界别中的知识分子。民革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同原国民党有关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和其他中上层人士；民盟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民建发展对象主要是经济界中上层人士；民进发展对象主要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农工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致公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九三学社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台盟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中上层人士。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确定的发展对象的主要范围看，尽管发展对象的主要范围有些交叉，但都强调发展对象主要是知识界或其他界别中的代表人士，这也必然使民主党派不少新成员是知识分子。三是从民主党派的章程看，有的民主党派，例如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章程中，都明确规定申请参加该党派的人，必须是本党派发展范围内各界别中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中、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民主党派的章程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其成员中也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甚至不乏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因此，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主力军，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是在社会上知名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无党派人士，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做了政治安排还是做了实职安排的代表人物，也几乎都是知识分子。

统一战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党外知识分子

不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党外知识分子，而且统一战线其他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代表人物，也大多数是党外知识分子。

首先，党外知识分子是各种统一战线组织中的骨干力量。工商联、侨联、台联等人民团体，它们本身是党与非党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的联盟，因而都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工商联是工商界人士和经济界知识分子组成的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侨联是团结和联系归侨、侨眷、华侨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台联是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这些全国性人民团体，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些统一战线组织的代表人物，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些组织中不但起着骨干作用，而且担负着组织与领导工作。各级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统一战线组织，它是组织上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政协委员都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别的代表人士，大多数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使政协成为各类人才荟萃的"人才库"和集中场所。例如，第九届全国政协2196名委员中，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委员就有1389人，其中两院院士有142人，这些人大多数为党外知识分子。同时，政协是党外人士占绝大多数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全国政协委员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往往占2／3左右，第九届全国政协的委员中，党外人士就有1319名，占总数的60％以上。各级政协的党外委员中，知识分子人数占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担任着政协副主席和政协各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政协的各种会议或活动中，建言立论，出谋献策，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重要依靠力量。

其次，在祖国大陆统一战线的其他方面，其代表人物也基本上是党外知识分子。例如，各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代表人物，有不少人是党外知识分子；宗教界代表人物，都是党外知识分子。因此，要搞好民族，宗教工作，加强民族团结，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界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再次，在对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统战工作时，也必须首先做好代表人物的工作。这些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和他们互相沟通，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就能拓展新时期统一战线。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各种社团组织代表人物，在全国政协和广东省、广州市以及其他地方各级政协中的港澳地区委员，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港澳地区代表，其中许多人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促使香港和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中，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和港澳地区人民的工作，有益于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相互沟通的工作。侨居外国的华侨，都在居住国参加一些华侨团体的活动，这些华侨团体的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多数是老华侨的第二、三代或近几十年才从祖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移居国外的华人及后裔，他们都是各类知识分子。这些作为代表人物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祖国认识如何，对侨居国外的华侨影响很大。在祖国大陆的一些党外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特殊优势，和港澳台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侨居国外的华侨界领袖，交往较多，关系比较密切。他们能够协助政府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代表人物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介绍祖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并通过这些代表人物发挥桥梁作用；就能激发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这对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起着促进作用。

优秀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各方面新代表人物的主要来源

党外知识分子不但是现在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代表人物新老交替过程中，新一代代表人物的主要来源。

新老交替是一个自然规律，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新老交替，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而推荐和选拔新一代代表人物的主要来源，必然是在党外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之中。这是因为：

一是党外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系统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的今天，我们要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要更好迎接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严峻挑战，要提高对各社会领域的管理效能，就必须从知识分子中提拔干部，这是历史的必然。虽然领导水平不等于文凭，但是，领导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实现有效的领导。这就是党和国家把“知识化”和“专业化”作为领导干部“四化”标准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的依据。党外干部是我国干部队伍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别中的新领导人，必然首先从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较系统专门知识的德才兼备的党外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中选拔。

二是党外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他们不但活跃在各社会领域，而且能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成绩，同时又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和领导工作经验。这样，他们理所当然进入考察、提拔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新的代表人物、新的领导人选的视野之内。

三是党外知识分子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党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了实职安排或政治安排的代表人士，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能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工作，为振兴中华和统一祖国大业效力。因此，他们能和中共真诚合作共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都会从他们之中选拔新的领袖人物，以促进新老领袖人物交替的顺利进行。

四是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能力比较强。参政议政，是作为我国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之一，参政议政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各民主党派的社会作用能否较好发挥，社会影响力能否扩大。因此，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十分重视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央或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立论，献策出力。党外知识分子由于综合素质较高，往往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重要建议，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被中共和政府所采纳。因此，他们在本党派或本界别中有较高的威信和群众基础，其新的代表人物，就会被群众推选出来。同时，由于中共鼓励推荐一些德才兼备的、参政议政能力强的、高层次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参加民主党派，也促进高素质的党外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例如，在1998年各民主党派中央换届中；有7位刚参加民主党派的无党派知识分子被推选为他们所参加的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

随着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发展，随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将有越来越多的党外知识分子被提拔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别的领导岗位上来，担任实职，或作政治安排，这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党外知识分子成为统一战线各方面新的代表人物。这是新世纪统一战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