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的构成状况

(一)当代知识分子的内部构成

按照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在管理经济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具体劳动方式等方面的差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构成可分为三部分。

（1）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中的知识分子，一般称作科技知识分子。他们以工业、农业和流通领域为活动领域，以其科技知识，直接为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做贡献，他们占有的科技知识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

（2）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知识分子，是指传授、传播、加工制造和创新知识并以此取得生活资料来源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分布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医疗卫生、体育等部门，以培养、教育、保护、优生劳动力为职，他们占有的文化科学知识是启动、构建和发展物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

（3）社会事务管理中的知识分子，是指在党政军机关和社会团体中从事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之为管理型的知识分子。包括：党派干部，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中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即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大致相当于国家公务员的概念，其中行政干部占大多数，军队干部，即在人民军队中担任排级以上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现役军人，社会团体与群众团体干部，即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各种学会、协会、联合会等团体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主持一个部门的工作，并负责协调部门之间或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

当然，上述的划分只是描绘了一个大致轮廓，也只是诸多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旨在说明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他们的工作各不相同，但都是社会分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然构成

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然构成是指其在能级、年龄、行业、地区等方面的构成情况。

能级结构是指高级、中级、初级三个能级的知识分子的比例结构，一般认为1:6:14比较适宜。据统计分析，198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人才严重不足，能级结构的比例仅为1:5:16。经过十余年的调整，尤其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正常化，以及明世纪90年代以来向高级人才实行的“破格”倾斜，到1994年底，我国人才资源能级结构形成了1:5.2:12.2的格局，超过了标准结构，高级人才比例偏高了。据统计，到1995年底，我国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总数为400742人，其中，教授有31095人，副教授有106520人，讲师有166508人，助教有74946人，教员有21673人。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的高、中、初级的比例为1:1.2:0.7可以看出，能级结构偏高，即使在部分高等学校实行了研究生兼做助教工作，但中级知识分子的比例仍偏少。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破格”晋升政策的直接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级知识分子偏少的急需，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年龄结构的合理特征应当表现在，一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补充持续稳定，二是高级知识分子年富力强。20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阶层的年龄结构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新生力量的补充出现了长达十年的短缺，而同时高级知识分子年龄老化问题十分突出。因此，知识分子的“年龄断层”和“年龄老化”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备受关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可以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知识分子的年龄结构将在世纪之交完成历史性的完善调整，21世纪初叶，一支充满活力、持续发展的知识分子队伍将活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

就从业结构而言，在科教文卫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状况。1990年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然科举技术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占47.2％，卫生技术人员占25.1％，教学人员占19.9％，而农业技术人员仅占5.1％，科学研究人员仅占2.7％。可见，从事教育、农业和科研的知识分子相对偏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流失最为明显。在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持续增长的同时，科研人员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少，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绝对量从1991隼的341934人降至1995年的302879人，4年减少了39055人。科研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从1991年的1.99％下降至1.58％。科研人员和各级学校教师的不稳定，无疑将直接影响和制约“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从地区分布来看，知识分子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文化发达地区，尤以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内地和边远地区知识分子较少。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在中国沿海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中，每十万人口中平均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是1489人，高于全国平均1422人。另以1995年底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的分布为例，北京是高校密集的地区，其专任教师总数占全国的1／11强，上述11个省、市、自治区高校专任教师总数占全国的43.5％，而同期11个地区的人口总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4％I京、津、沪三大城市中的高校专任教师占全国的1／6强，而三城市的同期人口总数仅占全国总数的约1／30。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具有爱国的精神、革命的特点。这个特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有。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精力，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之一。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更加强烈。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为广大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当代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具有热爱自己专业的品质，更具有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们满腔热情地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忘我地工作。

(二)具有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

经常进行逻辑思维和想象，经常进行判断和推理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是研究未知领域。因此，他们尊重理性，祟尚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善于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包括理性的怀疑精神、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以及尊重科学实验和科学事实的精神，探索事物的本质。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够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能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比较坚定，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敢于冲破落后的、陈腐的观念，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中曾有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在遭受打击和迫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中，他们冲破禁区，为坚持真理、全面拨乱反正做出了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敢于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们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已的力量，知识分子的这种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决定了他们在历史转折时期总是成为“先知先觉”的部分。

(三)具有刻苦钻研、开拓创新的精神

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和技能，懂专业，会管理，而且能够最先领悟、掌握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变革的信息。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学然后知不足”。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他们以刻苦钻研，勤勉好学为荣；以探索创新，开拓进取为荣；以博学多才，多做贡献为荣。他们最大的欣慰和满足是事业上的成功。他们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不畏艰险，工作孜孜不倦，业务精益求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奉献多于索取，甘当无名英雄。

为了事业，时间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他们要掌握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就要努力做到博古通今，使自己的创新既要立足于人类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要超过人类已有的知识。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日益频繁，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学习、调查、研究和实验。他们深感学识与现代化的要求差距太大，迫切需要提高，需要不断补充新知识，因此，他们特别能吃苦，常常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

(四)价值意识凸现，发展意识突出

在注重效益与效率、走向富裕与文明成为社会主旋律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意识凸现。自觉地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当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要求承认知识的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希望脑力劳动成果能够转换为相应的个人收入，做到按知识成果的价值获取报酬，对“脑体倒挂”、平均主义现象极为不满，他们希望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养成追求知识、崇尚知识的氛围。

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的使命认识深刻，具有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较强的自觉意识，在“发展才是硬道理”日益深人人心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展意识特别突出。其表现就是，在新旧观念剧烈冲撞时，知识分子极易趋向以新观念辨别是非，以横向对比评判社会。要求用更合理、更进步甚至超前性的政策措施改革现状，推动发展，尽管有时有脱离实际的倾向，有人有“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理，但如能正确引导并发挥其作用，往往可在全国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内容观上起到改革的导向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五)民主意识浓厚，参政意识增强

长期脑力劳动的特殊性，使知识分子养成了独立思考而不随声附和、不随波逐流的习惯，他们对社叠政治有着自已独特的见解，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引导社会按正确方向发展。随着薪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与法制的日趋完备，知识分子这种独立的政治意识集中表现为民主意识浓厚。他们在政治上最担心的是再搞"运动"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被破坏。

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选择干部的知识化要求，为广大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宽松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为其参政议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他们政治热情高涨，民主意识空前浓厚，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提高。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他们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惩治腐败，呼吁要有更多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机会。从微观上讲，他们要求较多地参与本单位管理，希望管理透明、民主，建议能被采纳，批评能被接受。

(六)竞争意识升华，自尊意识强烈

改革开放唤醒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未能完全发挥的潜在能力和积极性。因此，当代知识分子竞争意识特别强烈，他们要求有充分的机会显露才华，施展抱负，要求用“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职业的选择和个人晋升。竞争机制一旦形成，个人的才能与贡献得到客观公正的衡量，知识分子便会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相信知识和智慧的力量，相信自已的才能，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即使诸事不尽如人意，他们也不肯轻易懈怠自己的本职工作，即使竞争十分激烈，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竞争权利和竞争机会。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健康发展。广大知识分子也因此而进步恢复了自尊与自信。他们希望管理者理解自己的工作，尊重自己的劳动，了解自己的才能，承认自己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肯定、表彰和鼓励。他们要求平等，希望管理者诚恳相待，能平等待人。

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方式是关于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总体模式和基本特征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人的全部生活活动。生活方式一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生活又可分为劳动时间的和闲暇时间的，生产性的和消费性的；精神生活则包括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等等。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革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其生活方式也有一些特点，这主要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劳动对象、劳动方式的不同决定的。

(一)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界限不清

人类劳动从本质上讲，都是社会劳动，都具有集体性，这一点脑力劳动也不例外。但在组织形式上，知识分子的劳动与工人农民的劳动又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它不需要集体进行，往往是一个人单独进行，具有个体性。无论是教学、科研、设计，还是著书立说，大都是个人独立完成，即使是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需要集体攻关，协同作战，但也不是许多人在一起共同劳动的直接协作，而是各自分担一部分任务独自完成的间接协作。这种协作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和条件的。此外，知识分子从事的脑力劳动还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作家著书，思路开阔时要一气呵成，科研工作者做实验要按实验过程和周期来安排工作时间，不能随意中断，教师要用自己的知识和品格教育来影响学生，也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包括课堂内的教学和课外的活动指导，这个教师和另外的教师的配合衔接，甚至学生毕业离校后，教师的工作仍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等等。

脑力劳动的这种个体性和独立性，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往往交织和混杂于一体，不能像体力劳动那样以8小时为界，有条不紊，按部就班，而是不严格划清哪一段是工作时间，哪一段是闲暇时间，“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分界不明显。从空间上说，学校、机关、家庭，甚至是旅馆、车站、餐馆等都可能是工作场所。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游山玩水、参观访闻、串门闲谈、参加社会活动皆可做学问。有时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可以不分昼夜、不论节假日地工作。此外，脑力劳动还要求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而夜深人静之时恰恰是从事脑力劳动最好、效率最高的时间。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调查发现，知识分子普遍工作时间较长，加班加点较多，闲暇时间较少。

(二)生存消费和发展消费融为一体

在消费方面，知识分子也有与工人、农民不同的特点。在现阶段，工人、农民的收人用于生存方面的消费比重相对要大一些，而知识分子的收入用于发展的消费比重则要大一些。这是由知识分子从事的脑力劳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知识分子为充实更新知识而用于报刊书籍、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体力劳动者要多得多。这部分开支无疑会影响到知识分子生存性消费水平的提高。据统计，1989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书报杂志支出费用为10.59元，占生活费支出构成的0.87％，而知识分子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书报杂志支出费用情况是，高级工程师家庭为24.52元，工程师家庭为19.22元，助理工程师家庭为16.21元，占生活费支出构成的百分比分别为1.57%、1.42%、1.26%，均比一般城镇居民家庭高出许多。

此外，知识分子的消费生活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简单性，对劳务性和社会性消费需要较强烈。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可以用科学知识指导自己的消费生活，形成科学的消费生活方式。在消费活动中，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意卫生和营养，合理的摄取而不是暴饮暴食。食物以清淡为主，衣饰注重整洁。同时，知识分子的消费生活大多以简单方便为原则。由于脑力劳动的创造性特点和自我实现需要强烈，知识分子或是为争取时间或是沉湎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宁愿吃得简单一些，穿得一般点，而不愿在消费生活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忽略对日常消费生活的精心安排和合理调剂。

(三)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紧密相连

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其精神生活在整个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知识分子从事的脑力劳动具有创造性特点，创造性劳动要求劳动者必须以积极主动、勇于进取的态度对待生活。同时，长期的创造性劳动又必然形成积极主动、勇于进取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这最明显地表现为，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较一般人快，时间观念较一般人强，这个特点，在中国这个农民占大多数，生活节奏总体上尚不够快的国度里就显得尤为突出。

由于知识分子把大量的闲暇时间也作为工作时间，致使他们的业余生活时间所剩无几。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除了教育子女以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这有限的时间用在政治生活上，或看看报纸，或听听新闻，呈现出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特点。而就政治生活而言，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政治意识，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往往疏远于现实政治生活，常以不介入、不参与的被动消极方式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生活。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脑力劳动的连续性和创造性特点，使知识分子沉湎于对来知世界的探索中，而对现实的政治活动缺乏了解和热情，无暇顾及也不愿意参与日常政治活动。其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比较分散，一部分人甚至是从事独立的个体劳动，这就难以形成实体性的、具有紧密联系的整体和独立的政治力量，自身争取权利的力量较弱。所以，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常常处于分离状态，其政治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和被动性。

总之，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工作条件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上的这些特点，虽然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和积极向上的，既有利于搞好本职工作，更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

知识分子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

一般而言，先进思想是指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它包括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先进思想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与过去时代的思想相比较而体现其先进性的，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本时代的先进思想，在未来时代就不一定也是先进思想。

先进思想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丰富的感觉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而形成的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认识。这种产生于实践的先进思想，对于指导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然科学史表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创新，都是在有关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如1781年人们发现天王星后，观察到它的位置总是同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来的不符，于是人们预言，这可能是受到另一颗尚来发现的行星所吸引的结果。随后，亚当斯和勒维叶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和对天王星的观察资料分别进行推算，他们于1843年和1846年先后发现了这颗被命名为海王星的新行星。又如177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在几十年间一直没有根本的改进。后来随着热功转化理论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如果不在蒸汽机内部点火燃烧，蒸汽机的效率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而这是蒸汽机的原理所不允许的，因此要有新突破。于是，卡诺在1824年提出了内燃机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狄塞耳于1897年制成了工业上能普遍采用的自动点火内燃机。

在社会领域，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更为明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我国的多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显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巨大威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剥夺者将被剥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旧中国，毛泽东确立了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创立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思想，捍卫真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特别重视传道弘道。春秋时期，随着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使私学兴起，儒、墨、道、名、法诸子百家纷纷开办私学，传播各自的思想。孔子奔走于诸侯列国之间，兴办学校、广收门徒，正是为了传播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除兴办教育外，知识分子还通过撰写著作、文章来传播思想道德。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花了30多年时间，写出《论衡》的巨著，对古往今来一切学说、思潮加以衡论，评论是非，称其轻重，运用当时已达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社会实践经验，大无畏地批判当时被奉为官方哲学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系统论述和捍卫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哲学理论。

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传播先进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陈独秀等在上海，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北京，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利用已有或自已创办的公开报刊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的《民革日报，觉悟副刊》、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通过这些报刊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与此同时，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陆续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以及《社会主义史》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知识分子还通过开办学校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长沙，就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次年，中国共产党又在上海创办了另一所高等学校；即上海大学。瞿秋白同志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蔡和森同志讲授《私有财产制度起源》，党的其他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任弼时、杨贤江等同志都在该校任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使上海大学的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作在宣传战线和教育教线的广大知识分子，成为传播先进思想的伟大力量，他们运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先进思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总之，知识分子在传播先进思想中肩负重任，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开拓者

生产力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影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现实力量。它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动态系统。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和当今的实践经验看，可以把生产力看成是由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辩证统一)、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结合性要素(组织管理)、基础性要素(教育)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要素所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这个渗透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放大和倍增作用，显示了科学的作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已经上升到第一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方式，考察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时，对科学技术的力量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指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因此，他们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一批以科技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即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微电子、核电站、航空航天、激光、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而且高新技术渗透到传统的工业、农业中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深刻地改变了社会面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科技的作用愈益突出。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是对跨世纪时代特征的科学概括。据估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足10％，工业经济时代后期达到40％以上，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达到80％以上。以信息产业为例，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在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据推算，1955—1998年，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1／3以上；1993—1998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从6.4％上升到8.2%。由此可见，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水平。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固然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但是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尤其是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管理科学、领导科学和管理哲学等等)，以及一些综合性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等)。这样的学科同样表现为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生产力，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途径或中介，转化为工艺技术或管理技术，进而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这就明确肯定了社会科学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能动作用表明，那种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特指自然科学或生产技术的观点是片面的。

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技术的开拓者，意味着他们是科学技术的活的载体，不仅发现、创造科技知识，而且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现代生产开辟道路、拓展领域。科学技术有物的或死的载体，比如一本科技著作，还有人的或活的载体，主要是知识分子。活的载体是第一位的。当今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创造，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以及电子计算机、晶体管、激光、核电站、航天飞机、遗传工程等等，都是由知识分子开拓出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同时，从事现代生产主要也靠知识。2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使生产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不断发生变化。在机械化初级阶段，两者之比为9:1；机械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6:4；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1:9。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队伍中，高级科研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1930一1968年期间，蓝领职工增加60%，而工程技术人员却增加了450％，科研人员增加了900％。

1977年，美国脑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为50.1％，脑力劳动者人数已经超过体力劳动者。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网络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在信息社会中人才的价值远远超出工业社会。“因为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的产品，但在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开发人员能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500%甚至1000％的工作”，有人预言“人力资本将来对公司来说会比金融资本更加重要”。哥伦比亚一家周刊说，美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奇迹”就是由大量杰出的劳动力促成的，其中包括从其他国家吸引的人才。

就社会科学而言，在我国，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并揭示社会各个领域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发展生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挥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能动作用。总之，知识分子创造知识，掌握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当之无愧地是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知识分子是“四有”公民的培育者

“四有”公民，是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四有”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素质的全面高度的概括。有理想，就是公民要树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想。有道德，就是公民要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并在工作、学习、生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有纪律，就是公民要遵纪守法，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胜利发展。有文化，就是公民要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既包括书本知识，又包括实践才能；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又包括社会科学知识；既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又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四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理想、道德、文化、纪律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是一种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其中，理想是“四有”的核心，是公民的精神支柱；道德是“四有”公民的行为规范，是理想的体现；纪律是实现理想，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保证；文化则是公民文明素质的基础，是公民形成科学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的纪律观念的重要条件。培育“四有”公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总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成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样，培育“四有”公民，就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

培养“四有”公民，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可以说，国民的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培养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四有”公民，其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各类教师的肩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并且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我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特别是对广大的小学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为培育革命后代不辞劳累，做出贡献，我们更要表示慰问和敬意。”“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目前，我国已拥有各类各级教师上千万人。他们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把前人或他人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现实的劳动者(如成年人岗位培训)或潜在劳动者(如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培养和造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四有”公民和“四有”人才，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人生观，掌握更多、更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更高的劳动技能，为他们在当前或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提高效能、出色完成本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养“四有”社会主义公民，主要靠学校，靠教师，同时还要靠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项工作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做。培育“四有”公民，除了教师，其他知识分子也同样担负着这一任务。各类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记者等，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开办学校、开设课堂、舆论宣传等形式，也在为培育“四有”公民贡献力量。这说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四有”公民，是各部门、各行业的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任务。

知识分子是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可以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人类通过自身的脑力劳动创造精神产品的活动。它是人们在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生产是全人类的活动，范围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所获得的精神产品，构成该社会或国家的精神财富。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物质生产是基础，是人们进行精神生产的前提条件；而精神生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反过来又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精神生产所获得的成果，特别是优秀的精神产品，对物质的生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和文艺领域里，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创造的精神财富，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生产的优秀精神产品，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有的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被视为世界瑰宝。优秀精神产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优秀精神产品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其行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在新闻宣传中坚持讲政治的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掌握正确导向的艺术，运用新闻舆论、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做好引导舆论的工作，使正确的舆论导向人眼、人耳、人脑，产生现时效力。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通过小说、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以及电影、电视等优秀的文艺作品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讴歌那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的人，宣传高尚的精神，抵制精神垃圾，清除精神污染。

精神生产是一种复杂的艰苦的脑力劳动，要求其产品能适应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日益多样化的形势，满足人民群众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精神产品高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供新产品、新成果；要求每一件精神产品，无论是一种科学理论，还是一件文艺作品，都要有首创性或独创性。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必须在继承前人精神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生产出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等优秀精神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精神生产的上述特点清楚地告诉我们，精神生产是一种创造性、求新性、探索性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需要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本质性、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需要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需要对优秀精神产品的内涵和所能产生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的深层次的思考，还需要思考采用怎样的大众传媒或表现形式来推向社会。这一切说明，从事这项劳动的人要有较厚实的知识积累，较高的文化素养，较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现代，由于人类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创造出许多优秀的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规模更大了，难度也更大了。因此，要有一支专门的训练有素的高质量的队伍，来从事精神生产。这支队伍主要是知识分子。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直接继承者。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类的经验就开始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并不断积累、提高，逐步形成今天这样庞大的知识“大厦”和精神“宝库”。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和标志，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赖以前进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历代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把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继承下来，我们今天就无法了解祖国和世界的过去，从而也就无法认识我们的现在，预见我们的未来。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把已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推广，应用到新的实践活动中去，并在实践中进行新的总结、概括、深化，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精神产品。在人类历史上，非知识分子也创造了不少优秀的精神产品，如远古时代山洞中的图画与石刻，我国古代《诗经》中许多动人的歌谣，长达百万行的藏族史诗《格萨尔》，《天方夜谭》中奇妙的故事，令人赞叹不已的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作品，以及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等。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尚不明显，知识分子群体尚未分化独立出来的古代。从数量上看，这类非知识分子生产的精神产品也只占少数，并且往往还经过知识分子的加工整理。今天，精神产品的生产几乎完全靠知识分子，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广大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趋势

新世纪之初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知识分子阶层的特点将在这一历史阶段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1、知识分子的人数增多、素质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知识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进了对知识对人才的竞争。市场经济呼唤人才，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才。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很快。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决定，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实际招生28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约160万人，增长47.4％，高考录取率达到49％，比1998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00年，普通高校招生超过200万人，比上年增长25％以上。预计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总体规模将比1999年扩大150万人左右，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将接近15％，更多的适龄青年有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不断地迅速地扩大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此外，工人、农民等其他阶层的一部分人也正在或将通过自学、进修等途径转化到知识分子阶层里。因此，知识分子的人数将会逐步增多，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知识分子人数逐步增多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无疑会继续延续下去。

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壮大，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将有所提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对人才的吸纳将注重高起点；高素质，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将是知识分子队伍补充的重要来源。可以预见，21世纪初叶，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将逐步达到高学历化。从知识分子队伍的结构演化看，随着职称评聘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知识分子的能级结构将趋于合理、科学，高级知识分子的年龄将趋向年轻化，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将以中青年人才为主体。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知识分子队伍的内部从业结构将会有所变化，从事教师职业和从事农林、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知识分子将有所增加，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比重也会有所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与完善，为广大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和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知识分子的潜能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据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抽样调查，中国科技人员现有能力充分发挥的只有13.6％。另据1993年上半年全国总工会对西安、洛阳、北京、上海、沈阳、包头等市31个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调查分析，知识分子中较好、较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或积极性的在6.25％至20.4％之间；作用发挥一般化或积极性“得到一些调动”的在41.25％至53.5％之间；“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或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的在15％至26.1％之间。调查还发现，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程度，各个地方和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老、中、青知识分子之间，呈现不平衡状态，总体上说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更大些。据北京16所高校的调查问卷统计，只有19.8％的青年教职工表示改革后“能发挥作用，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也就是说，有80％左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职失业”严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使用上错位，使用青年知识分子用非所长，用非所学；论资排辈，不能平等竞争，阻碍了青年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不正之风的干扰，使青年知识分子难以专心致志地干事业；合理化建议得不到重视，积极性和创造性受挫等。进入21世纪，我们可以预见，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共识的逐步形成，这种人才资源浪费的现象将逐步减少，知识分子将在“有用武之地，少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中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能。

2、知识分子的宏观分布呈现新的特点

据国家有关部门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60％分布在事业单位，这一数字与发达国家70％的专业技术人才分布于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人才资源结构性问题突出。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近10年来在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比例一直在40％上下徘徊。受“官本位”和“铁饭碗”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过多地集中在非生产领域，而生产领域人才缺乏。可以预料，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人才市场的充分发育和人才流动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这种知识分子宏观分布不合理的局面将有所改观，改革开放的加快将吸引一批知识分子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由于我国技术、资金和知识密集型企业高速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中金融、房地产、电信、信息等企业的迅速增加，知识分子在企业职工中所占比例，逐年都有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在第二产业的国有、建筑企业职工中，知识分子的比例，1980年为12.7％，到1995年已上升为17.39％。在第三产业企业中，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则会增加得更多。企业中知识分子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一是大中专毕业生，二是已商业化或企业化的原事业单位和国家行政部门中的干部。目前，我国正在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又将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流人生产领域，知识分子过多集中于非生产领域的现象可望在21世纪初得到彻底改变。

知识分子队伍在宏观分布上的另一重要发展趋势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知识分子将逐渐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基础正在逐渐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所取代，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它写进了宪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陆续走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家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流入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改变了原来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结构。除公有制经济中拥有大批知识分子外，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办科技、民办或私立学校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将明显增加。据统计，1996年广东全省共有三资企业6.2万家、私营企业9.58万家、民营科技企业2544家，即使以平均每家拥有知识分子4人计，至少也有69万人以上的知识分子。另据组织部门的调查，一些地区的三资、私营企业中，93.5％的知识分子为非中共党员。这样，知识分子队伍的宏观分布将打破过去集中于公有制单位的状况，流动和分布于多种经济成分之中，从而改变只依附于公有制经济成分上的单一结构形式，而是呈现出依附于多种经济成分上的多种结构形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布更趋复杂。而从地区分布来看，知识分子聚集于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状况也将有所变化。可以预计，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大量中小新兴城市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步流向中西部地区、流向中小城镇，从而改变知识分子的地区分布结构。

3、知识分子的流动更趋频繁和规范

择业自主与就业人员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不同单位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利益差别激发了个人专业技术资源丰富的知识分子的流动愿望。

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流动潮”风起云涌，形成了“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持续景观。综合近几年的情况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流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教师和老少边穷地区知识分子流动较多。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至1993年全国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持续减少，1990年为39.5万人，1991年为39.1万人，至1993年减至38.8万人。这中间，除去正常退休者，大多属于流动者。在上海，大学里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被三资企业、外贸金融或其他开发区所吸收，有所著名的大学，1989年全校有教师2500多人，1996年降到不足1900人。此外，老少边穷地区知识分子流失也较多，主要去向是东南沿海地区。二是具有中初级职称和高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流动较多。据对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专业所流出去的人员调查，流失人员中小于35岁的占64.8％，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40.3％，具有助研以上职称的占75.5％。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科学院、兰州大学外流人才中，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分别占57%、58％和69％；在年龄构成上，一般在25岁至35岁之间。据华中地区某高校调查，该校1992年至1995年流失知识分子101人，从流失人员的年龄结构看，中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是流失人员的主体；从流失人员的职称看，具有中初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占大多数，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流失很少。三是从事紧俏专业和冷门专业的知识分子流动较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流动中，一方面是那些从事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的热门紧俏专业的知识分子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炙手可热的稀缺资源，成为各方面人才争夺的中心。另一方面是那些基础学科或冷门专业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诱惑，耐不住清贫和寂寞而流失。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越是属于适应能力强的学科或专业的科研人员想离开本单位的就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流动的流向上看，主要是从政、出国、“下海”和应聘于“三资”企业。可以说，具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好的物质待遇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的地方是知识分子流动的目的地。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一项调查，一般研究所几年来科技人员的流出率为10％至13％。其流向以出国(占总数的2.5％)和进入本所办的公司(占42.2%)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赴海外留学人员共计近30万人，分布在世界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自1990年至1994年五年公派出国的留学生计42123人，同一期间毕业回国的留学生计17401人，回国人数占派出人数的41.3％。在各种形式的出国人员中，大多数属于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另外，有关资料对华中某高校1992年至1995年知识分子流动情况的统计表明，有39.6％的人流向沿海城市，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他城市。流向国家机关或金融、外贸、工商、三资企业等非教育部门的占流动总数的38％；流向科研设备先进课题较多的其他专业科研、生产单位的占流动总数的32％。

从总体上看，受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流动状况是体制间“流失”居多，许多知识分子不要人事档案，自动离职、跳槽、下海，这都是一种非规范的流动，它既反映了原有人才管理体制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同时也是对这种原有人才管理体制的一种挑战。此外，在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流动比率也不高。由于受原有管理体制的束缚，目前，公有制领域内的知识分子流动阻力比较大，人才的单位、部门所有制，造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难以提高。流动比率偏低的直接后果就是有碍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进入21世纪，从宏观上看，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与知识分子的流动有关的政策及相应的法规，使得知识分子的流动既不至于造成国家在人才培养投入上的损失和浪费，又能确保知识分子流动有序、顺畅。可以预计的是，21世纪，知识分子流动将会更加频繁，也会更加规范。

4、知识分子的观念和心态出现新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逐步加强。这种社会大环境为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天地。因此，知识分子潜在的民主思想逐渐表露出来。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越来越关心，兴趣越来越浓厚。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是更为理性的行为，是更多地富有使命感的抉择。知识分子中有的加入各种政治团体和群众性组织，有的则参与各级职能部门的咨询工作，更多的则表现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我国政治发展等敏感问题上。据统计，知识分子在各级人大代表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知识分子649人，占代表总数2978人的21.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048人，占68.74％；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114人，占37.42％。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面对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从总体上着，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他们更为关注国家的发展前途，爱国主义热情将会进一步高涨，也更加坚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必然要求人们更新观念，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观念。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思想较为活跃的群体，他们的观念更新较其他阶层超前。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在逐渐抛弃一些陈旧观念，树立起了利益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等一系列崭新的思想观念。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得知识分子的心态由单一趋向多样化，由封闭僵化逐渐转向开放活跃。进人21世纪，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会更趋活跃，观念心态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显著特点。

近年来，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经济行为自由、开放等市场经济因素作用下，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中，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抛弃，他们转而信奉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价值观的取向上走向了多元，陷入了混乱。个别知识分子出现了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目标短期化的行为倾向，不能正确处理理想和现实、政治和业务、个人和集体、本职和兼职、创业和创收等等的关系，利己主义观念较浓，功利主义思想较重。此外，有的知识分子政治热情有所淡化，对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不屑一顾，甚至不知所终。如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在对广东“三资”、私营企业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问卷中，在回答“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是否信仰”时，答“信仰”的占43.2％，“认识不清”的占24.9％,“不信仰”的占6.8％，“不感兴趣”的占21.4％，未答的占3.7％。对政党制度问题，调查中17.7％主张搞多党制，3.2％主张搞两党制，11.1％主张搞一党制，66.3％还是认同于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就表明，三资和私营企业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的政治信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确有一部分人受西方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认识有些模糊。总之，在新世纪之初的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将更加活跃，其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信仰追求也将更鲜明地呈现多样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引导。